亚欧内陆的东西方陶瓷贸易始于12世纪末,景德镇窑、定窑和耀州窑的瓷器通过宋、金和西夏边境榷场及回鹘商人转运,到达中亚西辽和西喀喇汗王朝境内。蒙古对亚欧大陆的征服一度刺激了东西方陆路交通,但直到1323年察合台汗国归降之后,元朝与察合台汗国、金帐汗国、伊利汗国之间的陆路交通始告畅达无阻。1346年察合台汗国分裂,1351年元朝南方战乱,中国陶瓷的陆路贸易渠道再度中断。中亚和东欧地区所发现数量众多的14世纪早中期景德镇窑、龙泉窑瓷器及少量磁州窑类型陶瓷,就是这一时期亚欧内陆贸易短暂繁荣的结果。尽管持续时间较短,但中国陶瓷通过陆路贸易可远达俄罗斯西部,为探索当时陶瓷贸易体系结构提供了必要条件。影响亚欧内陆陶瓷贸易体系构成的主要因素有二:一方面是区域中心城市对于贸易圈范围的控制作用;另一方面是中低端陶瓷器产销竞争对贸易圈内涵的塑造作用。对亚欧内陆陶瓷贸易形成控制作用的三座区域中心城市是元大都、察合台汗国都城阿力麻里和金帐汗国都城萨莱。阿力麻里是亚欧内陆陶瓷贸易体系的中间节点,中国北方窑场陶瓷与中亚、东欧釉陶以此为界各向东西分布。这就形成了分别以元朝和金帐汗国辖地为中心的东西两个贸易圈,高档瓷器为跨贸易圈商品,而中低档陶瓷则更多地局限于圈内流通。

自埃及福斯塔特(Fustat)、伊拉克萨马拉(Samarra)、伊朗尸罗夫(Siraf)等遗址陆续开展考古发掘以来,从南中国海到西印度洋的海路交通就成为探讨8至15世纪中国陶瓷外销的主要线索。近年全球史视野下的中古时期东西方贸易研究,除了继续关注环印度洋地区之外,也对广阔的亚欧内陆展开了探讨。不过,就陶瓷贸易而言,多年积聚的考古材料尚缺乏跨区域串联,出土中国瓷器所反映的陆路贸易实况也未得彰显。有鉴于此,本文汇集中亚及东欧地区主要城镇遗址出土的宋元时期陶瓷资料,以同时期中国陶瓷考古发现为参照,结合中西文献记录,对亚欧内陆陶瓷贸易开展的时段、路线及体系加以初步探讨。

亚欧内陆陶瓷贸易始于何时?传统观点认为,中亚与伊朗内地发现的唐代陶瓷即经陆路而来。不过,这个问题还需要依具体考古材料而论。1979年,希什金娜(G. V. Shishkina)披露了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阿弗拉西阿卜(Afrasiab)城址西部发现的一件唇口玉璧足白瓷碗,出土地层被认为属于10世纪中期。此前,类似白瓷在伊朗尼沙布尔(Nishapur)也有出土,伴出的还有越窑玉璧足青瓷碗、长沙窑青釉褐彩执壶、北方窑场白釉绿彩器等。1973年,威尔金森(Charles K. Wilkinson)在介绍并分析这批器物时指出,该地还发现了伊拉克和河中地区的釉陶,说明中国陶瓷既有可能通过丝绸之路经河中而来并继续西去雷伊(Rayy),也有可能通过海路先到世界中心伊拉克,再由陆路东达尼沙布尔。鲁热勒(Axelle Rougeulle)考虑撒马尔罕白瓷碗来历时,看法与威尔金森相近,认为有可能先从海路抵达波斯湾港口巴士拉或尸罗夫,后经呼罗珊道由巴格达、雷伊、尼沙布尔而至,或经沙漠道由设拉子、伊斯塔克尔(Istakhr)、尼沙布尔而至,也有可能从中国北方经丝绸之路而来。现在看来,由于沉没于宝历二年(826)稍后的印度尼西亚黑石号中相似器物组合的发现,一方面可知这些陶瓷的生产年代当在9世纪前期,另一方面确认海陆接力转运的推测应该更符合实际。

尽管撒马尔罕发现的晚唐白瓷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再接续陆路辗转而来,但该地却另有考古材料可为亚欧内陆陶瓷贸易提供线索。希什金娜同时还介绍了阿弗拉西阿卜城址12世纪堆积中出土的一件定窑印花白瓷碗〔图一:1〕。无独有偶,1980-1982年该城北部星期五清线号发掘区又出土一件定窑印花白瓷盘,并伴出两件景德镇窑划花青白瓷碗〔图一:2-4〕,所属地层单位年代推测为12世纪后期。该发掘区表层另出土两件龙泉窑青瓷,一为花口折沿菊瓣盘,一为敛口划花高足碗〔图二:1、2〕,年代均为14世纪早中期。另据弓场纪知介绍,1972年撒马尔罕帖木儿内城出土景德镇窑青花瓷八棱瓶(或执壶)残器一件〔图二:3〕,也属于这一时期。

如此,撒马尔罕出土宋元瓷器便可以分为时代不同的两组:一是金代定窑白瓷、南宋景德镇窑青白瓷组合;二是元代龙泉窑青瓷、景德镇窑青花瓷组合。有关亚欧内陆陶瓷贸易的讨论即由此展开。

亚欧内陆的宋金陶瓷发现较少,集中于中亚,除撒马尔罕外,均出土于七河地区。早在1940年代,伯恩斯塔姆(A. N. Bernshtam)领导的谢米列契考古队在吉尔吉斯斯坦楚河流域的调查发掘中就有宋金瓷器发现。比什凯克以西40公里的比洛沃茨科耶(Belovodskoe)遗址出土的划花青瓷碗残底〔图三〕,他误以为属于龙泉窑,其实是耀州窑产品。此后,比什凯克以东30公里的克拉斯纳亚-列契卡(Krasnaya Rechka)城址〔图四〕、以东40公里的肯布伦(Ken-Bulun)遗址〔图五〕、托克马克以南10公里的布拉纳(Burana)城址(即西辽都城虎思斡耳朵,亦名八剌沙衮)〔图六〕、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以东20公里的塔尔加尔(Talgar)城址〔图七〕,均出土定窑印花白瓷碗和景德镇窑划花青白瓷碗。另外,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博物馆还藏有一件景德镇窑划花青白瓷瓶出土品〔图八〕。这些器物同窑场产品的面貌相当接近,年代亦应同时。相似形制、纹饰的耀州窑划花青瓷见于金代晚期遗址,定窑印花白瓷见于12世纪晚期至13世纪早期的墓葬、窖藏及纪年印模;相同纹饰及修足、装烧工艺的景德镇划花青白瓷碗见于12世纪末的南海Ⅰ号沉船。中亚发现器物的年代也应在此范围之内。

元代陶瓷数量较多,分布范围亦广,中亚、东欧均有发现,大部分都位于当时东西交通线上重要城市,以下分四个区域由东向西依次列举。

中国阿力麻里(Almaliq)城址,即察合台汗国都城,位于七河地区东部,出土龙泉窑青瓷、景德镇窑卵白瓷、青花瓷、钧釉瓷等。哈萨克斯坦奥特拉尔(Otrar)城址,即讹答剌、兀提剌耳,位于锡尔河中游,出土龙泉窑青瓷、景德镇窑青花瓷〔图九〕。土库曼斯坦库尼亚-乌尔根奇(Kunya-Urgench)城址〔图十:1、3-4〕,即花拉子模旧都玉龙杰赤,位于阿姆河下游,与其以西50公里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舍马哈-卡拉(Shemakha-Kala)城址〔图十:2〕均出土龙泉窑青瓷。

哈萨克斯坦阿特劳以北50公里的萨莱楚克(Saraichik)城址,意为小萨莱,位于乌拉尔河南岸,出土龙泉窑青瓷和景德镇窑青白瓷、卵白瓷〔图十一〕。俄罗斯阿斯特拉罕以北100公里的谢利特连诺耶(Selitrennoe)城址〔图十二〕,被认为是金帐汗国初期都城拔都萨莱(Sarai Batu),伏尔加格勒以东60公里的察列夫斯科耶(Tsarevskoe)城址〔图十三〕,被认为是金帐汗国续建都城别儿哥萨莱(Sarai Berke),均位于伏尔加河下游,出土龙泉窑青瓷、景德镇窑青白瓷、卵白瓷、青花瓷和磁州窑类型白地黑花瓷。喀山以南90公里的博尔加尔(Bolgar)城址,即不里阿耳,位于伏尔加河中游,出土龙泉窑青瓷、景德镇窑青白瓷、青花瓷和磁州窑类型白地黑花瓷〔图十四,图十五〕。其东80公里托列茨科耶(Toretskoye)遗址,出土龙泉窑青瓷、磁州窑类型白地黑花瓷。喀山克里姆林宫,出土龙泉窑青瓷。

〔图十八〕 阿扎克城址出土陶瓷 左:龙泉窑  右上:景德镇窑  右下:磁州窑、江苏窑场

俄罗斯杰尔宾特城址,即打耳班,扼守里海西岸高加索山南北关隘,出土龙泉窑青瓷〔图十六〕。布琼诺夫斯克近郊的马加尔(Majar)城址,出土龙泉窑青瓷、景德镇窑青白瓷、卵白瓷、青花瓷、磁州窑类型白地黑花瓷、黑釉瓷〔图十七〕。亚速阿扎克(Azak)城址,即塔纳(Tana),位于亚速海东端顿河河口,出土龙泉窑青瓷、景德镇窑青白瓷、卵白瓷、青花瓷、磁州窑类型白地黑花瓷、江苏窑场酱釉陶〔图十八〕。乌克兰斯拉维扬斯克以北近郊的察里诺(Tsarino)城址,位于顿涅茨河南岸,出土景德镇窑青花瓷。扎波罗热以南30公里的大库丘古里(Bolshie Kuchugury)城址,位于卡霍夫卡水库中,原在第聂伯河东岸,出土龙泉窑青瓷、景德镇窑青花瓷、蓝地白花瓷〔图十九〕。别尔哥罗德-德涅斯特罗夫斯基城址,位于黑海北岸德涅斯特河河口,出土龙泉窑青瓷。巴赫奇萨赖以南的曼古普(Mangup)城址,位于克里米亚半岛西南部,出土龙泉窑青瓷〔图二十〕。苏达克城址,即速答黑,位于克里米亚半岛东南海岸,出土龙泉窑青瓷。其东北旧克里木近郊的博卡塔什(Bokatash)遗址,也出土龙泉窑青瓷。

俄罗斯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图二十一〕及白城出土龙泉窑青瓷,同属伏尔加河上游的大诺夫哥罗德〔图二十二〕、特维尔、科洛姆纳、梁赞、下诺夫哥罗德及乌克兰的基辅、切尔尼戈夫、卢茨克、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均出土龙泉窑青瓷。

上述遗址出土元代陶瓷虽然数量多、分布广,但面貌却彼此接近,年代跨度较小。从器物种类、形制及纹饰看:大部分与1350年代因元末战乱形成的江西高安、内蒙古集宁路等窖藏出土瓷器相类,除所谓至正型青花瓷之外,杰尔宾特所出龙泉窑花口菊瓣纹贴花大碗、大库丘古里所出龙泉窑侈口圈足大盘、察列夫斯科耶所出磁州窑白地黑花四系瓶都显示出元代晚期特征。小部分与1310年代重庆老鼓楼遗址H43出土瓷器、1320年代韩国新安沉船出水瓷器相类,博尔加尔、莫斯科所出龙泉窑印花碗都显示为元代中期特征。而像元贞元年(1295)满城张弘略墓、13世纪晚期日本今小路西遗址、伊朗老霍尔木兹(Old Hormuz,即忽里模子、忽鲁模思)遗址出土的那群以窄莲瓣纹为显著特征的元代早期龙泉窑青瓷,并无一例发现。因此,可将这批陶瓷的年代整体推定为14世纪早中期(约1310-1350)。

中亚及东欧地区出土宋元陶瓷可以分为时代不同的两组,其背后的陶瓷贸易网络、交通路线也大不相同,下面分别予以讨论。

尽管10世纪中期至11世纪中期的辽代墓葬、塔基中就有自陆路传来的玻璃器、金属器发现,但同时期中国瓷器经辽境西去的证据尚不确切。已知北宋瓷器流布范围的西限也只抵新疆、青海交界处。12世纪晚期至13世纪早期生产的河北定窑和江西景德镇窑瓷器同时出现于中亚地区,表明到了这一时期,内陆国际交通确实包含陶瓷贸易活动,而这主要是借助宋、金、夏三国榷场及回鹘客商之间的转运而实现的。

金宋榷场始置于皇统二年(1142),正隆四年(1159)陆续废罢。大定四年(1164),复置泗、寿、蔡、唐、邓、颍、密、凤翔、秦、巩、洮诸场。大定十七年(1177),恐宋人与西辽交通,陕西延边榷场只留秦州一处,泰和八年(1208)恢复为秦、凤两处。从考古发现来看,辽代后期,景德镇青白瓷自宋地输入数量众多,至金代则骤然减少。除胶州板桥镇、垦利海北等沿海遗址较为丰富之外,华北、东北、西北内地都发现不多,且年代集中于12世纪晚期至13世纪早期,应该是大定以后通过榷场贸易进入金境。

蒙古征服之前的七河地区属于西辽统治范围,河中地区西喀喇汗王朝亦成其附庸,13世纪初(1210-1220)转投花剌子模王朝并随即被其占领,不数年又被蒙古攻灭。金朝与西辽起初并无直接联系。据《金史·粘割韩奴传》:“皇统四年(1144),回纥遣使入贡,言大石与其国相邻,大石已死。诏遣韩奴与其使俱往,因观其国风俗,加武义将军,奉使大石。韩奴去后不复闻问。”在此之前,回鹘客商已可经由西夏入金贸易。宋人洪皓于建炎三年(1129)至绍兴十三年(1143)滞留金地,记录见闻,称回鹘“多为商贾于燕,载以橐驼,过夏地,夏人率十而指一,必得其最上品者”。《粘割韩奴传》又载:“大定中,回纥移习览三人至西南招讨司贸易,自言:‘本国回纥邹括番部,所居城名骨斯讹鲁朵,俗无兵器,以田为业,所获十分之一输官。’”此事发生于大定十五年(1175),贸易地点约在金夏东胜州榷场。这是瓷器进入中亚的一种可能途径。

金夏榷场开设于皇统元年(1141)。内蒙古黑城遗址曾出土一组题作大庆三年(1142)的榷场贸易文书,其中编号俄Инв.No.313《收姜椒绢等文书》开列进口货品名目数量就有“甆椀壹伯对”字样,可知瓷器确实可以通过榷场贸易流入夏境。这些文书是西夏南边榷场使向上级汇报进口商品价值和税额的报告,对应金夏兰州榷场。不过,大定十二年(1172)至承安二年(1197)之间曾经罢兰州榷场,而于大定二十一年(1181)设环州榷场,则需绕行灵州道再往河西。蒙古太祖十四年(1219),成吉思汗用兵中亚,耶律楚材随行,记斑城(今阿富汗巴尔赫)“又西有抟城者亦壮丽。城中多漆器,皆长安题识”。长安漆器当是借兰州或环州榷场入夏,经由河西走廊贸易而来。这是宋金瓷器进入中亚的另一种可能途径。

瓷器输入中亚,时人纪行文字中也有线索可寻。蒙古太祖十六年(1221),丘处机应成吉思汗之召赴中亚觐见,至撒马尔罕,见“国人皆以鍮石、铜为器皿,间以磁,有若中原定磁者”。论形制、纹饰、色泽,中亚釉陶均与中国瓷器大相径庭,丘处机所见很可能就是阿弗拉西阿布城址出土的那类定窑白瓷。实际上,当时丘处机从东北门(中国门)入城,见“城中有岗,高十余丈,算端氏之新宫据焉。太师先居之,以回纥艰食,盗贼多有,恐其变,出居于水北,师乃住宫”。花剌子模算端摩诃末新宫,已经考古发掘,这里距离出土定瓷的44号发掘区不过半里之遥。

从宋金夏榷场设置及交通路线来看,自宋境出发,经中都往东胜,路程较为迂远,而经长安往兰州或环州,则相对便捷。从承安二年(1197)兰州金夏榷场复置,到蒙古太祖四年(1209)西州回鹘(畏吾儿国)归降蒙古,长安至撒马尔罕商路最为畅通的时段不过十年有余。而期间开禧二年(1206)南宋北伐至嘉定元年(1208)宋金和议,又缩短了宋瓷外销的年限。西辽及西喀喇汗王朝境内所见宋金瓷器面貌相近、类型单一,定窑白瓷均为印花、景德镇青白瓷均为正烧划花,恰好与金朝境内所见前者多划花、后者多覆烧印花的情况相异,而时代又集中于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短暂区间,这批瓷器,很可能是在一个特殊历史时段内,有限的国际贸易活动的结果。

从中亚到东欧所见元代瓷器出土地点除阿力麻里、讹答剌、撒马尔罕位于察合台汗国境内外,其余自玉龙杰赤以西均属于金帐汗国辖地,也包括受其控制的罗斯诸公国。中国江南瓷器通过陆路远销东欧,这是史无前例的贸易活动,显然与蒙古势力的大范围扩张直接相关。

13世纪蒙古对亚欧大陆的征服一度刺激了东西陆路交通。当时大蒙古国的政治中心是哈拉和林,所以1246和1253年柏朗嘉宾(John of Plano Carpini)、鲁布鲁克(William of Rubruck)东来,1254和1259年海屯(Hethum I)、常德西行,共同行经路线是里海北岸-七河地区-漠北和林。这条路线的政治意义远胜于商贸意义。1259年蒙哥暴亡,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夺汗位,引发了与西北诸王的长期战争,亚欧内陆交通大受影响。1275年拉班·扫马(Rabban Sawma)从唐古忒(Tangoth)经洛顿(Loton= Khotan)、喀什噶尔(Kashkar)去怛逻斯,及稍早马可·波罗(Marco Polo)从巴达哈伤(Badakchan)经可失哈儿(Kachgar)、忽炭(Khotan)去上都,走的都是丝路南道,而当时丝路北道西段处于与元廷敌对的窝阔台汗国控制之下。所以,1305年教士孟高维诺(John of Montecorvino)于大都发出的信札描述来此道途称:“然陆道梗绝,不通已久,鞑靼诸王自相攻伐故也。”不过,也就在此时,中亚局势发生重要变化。大德八年(1304),诸汗国与元朝约和罢兵、通使往来。虽然此后彼此又有冲突反复,先是至大三年(1310)窝阔台汗国察八儿降,再到至治二年(1323)察合台汗国怯别降,西北终于再无大的战事。元朝与察合台、金帐、伊利三汗国之间陆路交通始告畅达无阻,这便为亚欧内陆商贸的繁荣创造了必要条件。

1330年代,经陆路往来于亚欧内陆的教士及使节留下多宗记录。1333年,尼古拉斯(Nicholas)奉教皇之命从阿维尼翁出发赴元大都接替亡故的孟高维诺任总主教,行至阿力麻里。1334年,多明我会士二人自萨莱从陆路经匈牙利、奥地利、威尼斯抵阿维尼翁,并从海陆经君士坦丁堡返回萨莱。1336-1338年,安德鲁(Andrew)等奉元顺帝之命出使教廷,从大都出发,经陆路抵阿维尼翁。1338年,教士巴斯喀尔(Pascal of Vittoria)的信札称其此前从阿维尼翁出发,经威尼斯、君士坦丁堡、萨利亚、塔那、萨莱、萨莱楚克、玉龙杰赤到达阿力麻里。1339-1342年,马黎诺里(John de Marignolli)奉教皇之命回访元朝,从阿维尼翁出发,经那波利、君士坦丁堡、喀法、萨莱、阿力麻里抵大都。正是基于如此频繁的亚欧内陆人员往来,才有了裴哥罗梯(Francis Balducci Pegolotti)《通商指南》中对这一时期金帐汗国与元朝之间商贸路线的具体描述:

由塔那(Tana)至靖塔昌(Gintarchan=Astracan)乘牛车须行二十五日,乘马车约十日或十二日。途间颇有盗匪。由靖塔昌至撒雷(Sara),有河道可通,乘船一日即至。由撒雷至散拉康科(Saracanco)乘船八日可至。不由水道,陆道亦可至。然由水道,货物运费颇小也。由撒拉康科至玉龙杰赤(Organci)乘骆驼车二十日可至。带货而行,必可获利。玉龙杰赤商务繁盛,货到即可消出。由玉龙杰赤至斡脱罗儿(Oltrarre),乘骆驼车,三十五日至四十日可至。若无货物随行,可由撒拉康科直至斡脱罗儿,仅五十日程耳。较之绕到玉龙杰赤便捷多矣。由斡脱罗儿骑驴带货,四十五日可至阿力麻里。途间盗匪甚伙,几于每日皆可遇之。由阿力麻里骑驴七十日可至甘州。由甘州骑马四十五日至一大河名曰……复由河道下行,至京师。其地商务最盛。……由京师至汗八里王都三十日程。

马黎诺里留居元大都数年,于1346或1347年赴泉州经海路辗转返回阿维尼翁。根据他的说法,“初,离别大可汗时,得其颁赐诸物及旅费甚多。陆路因有战争,闭塞不通,行旅裹足。故拟取道印度西归”。1346年合赞算端汗被杀,察合台汗国分裂,这正是马黎诺里提及西北战乱导致陆路封闭的时间。稍后的至正十三年(1353),史书记载有金帐汗扎尼别之地贡方物事,可知萨莱与大都之间陆路交通曾经恢复。但是,稍早的至正十一年(1351),江淮战乱业已爆发,至正十七年(1357)以降,战事蔓延至华北,于是断绝了江南瓷器北上外销的最后可能。

中国南方瓷器经陆路远销中亚乃至东欧,反映了怎样的贸易体系?这是理清亚欧内陆宋元瓷器的流布及对其形成制约的东西交通状况之后需要考虑的问题。

中古时期远距离贸易体系的探讨是以印度洋为中心展开的。中国与中东世界之间海上贸易的两个中间节点是马六甲海峡和南印度地区。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中描述道:“三佛齐国,在南海之中,诸蕃水道之要冲也。东自阇婆诸国,西自大食、故临诸国,无不由其境而入中国者。”“大食国之来也,以小舟运而南行,至故临国易大舟而东行,至三佛齐国乃复如三佛齐之入中国。”“中国舶商欲往大食,必自故临易小舟而往,虽以一月南风至之,然往返经二年矣。”三佛齐和故临便是上述两个节点所在。1985年,乔杜里(K. N. Chaudhuri)将印度洋海上贸易区分为两种航行模式,一种是中国与红海、波斯湾之间的直达航行,另一种是主要港口之间的分段航行,前者大约在950-1000年之间被后者所取代。由此,东西方海上贸易被划分为三个交叠的圆环,处于航路中间节点的港口城市就置于圆周之上。尽管有研究者通过文献分析指出,将实际上长期并行的两种航行模式以早晚来区分是过于简单化的描述,但对印度洋贸易圈所作三连环分析方式仍然被保留下来。1989年,阿布-卢格霍德(Janet L. Abu-Lughod)在此基础上指出,“在13世纪及此前很久的时间里,穿越阿拉伯海、印度洋和南中国海的亚洲海上贸易被分成了紧紧相扣的三个环路,每个环路都处于一组政治行为体和经济行为体的共同‘支配’之下”。“作出这些划分的最主要的依据是地理因素,虽然这些因地理条件而划分开来的区域都渐趋转化成不同的文化区”。她更进一步将印度洋三个贸易圈置于1250-1350年由八个亚体系(subsystems)互相联结构成的整个亚非欧世界体系之中。这些“亚体系(由语言、宗教和帝国界定而成),它们由首都或核心城市掌控着,通过各地区之间的贸易建立联系”。“然而,由于早期的运输技术较为落后,体系两段的世界城市很少进行直接的生意往来。由于行程为地理所阻隔,所以在把货物运往更远的市场的过程中,两个侧翼之间的中枢就充当了货物‘集散’地和交易场所”。

这些研究的确为分析陶瓷贸易体系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视角。不过也要认识到,一般意义上的世界体系或贸易圈研究,主要是从文献材料出发,整合交通、人员、商品、国际关系等诸多因素后所进行的综合性区域划分及区间相互作用关系探讨。在这样的理论框架下,各种商品贸易都被纳入整体性解释范畴,从而忽视了不同类型商品贸易之间的差异性。所以,考虑到陶瓷只是有利于用考古材料来呈现的贸易活动组成部分之一,无论是套用宏观的世界体系或贸易圈理论去直接解释贸易陶瓷的分布,还是试图用后者现象的特殊性质疑前者理论的合理性,都难称妥帖。

本文所秉持的立场是:陶瓷贸易体系问题的探讨应从考古材料出发,以陶瓷制品年代和产地的精准判定为前提,通过比较不同窑场陶瓷制品类型流通范围时空关系来分析贸易体系的共时性空间结构及历时性结构过程。如此,关于陶瓷贸易的考古学观察才不至于降格为世界体系或贸易圈理论的一种专题化版本。

以14世纪早中期的亚欧内陆为例,需要考虑的具体问题是:从中国东南部的生产地龙泉、景德镇到俄罗斯西北部的消费地大诺夫哥罗德,总行程超过一万公里,与泉州至波斯湾之间海路距离大体相当,如此长距离的陶瓷贸易在哪些交通节点城市的交替控制下完成?在不同于印度洋那样可依季风自然地理区分航行环路的亚欧内陆,又在缺乏像沉船遗存那样可供反映贸易实时状态资料的条件下,如何判断陶瓷贸易体系的结构状况?

流布在东欧地区的中国陶瓷基本组合由南方的龙泉窑、景德镇窑和北方的磁州窑类型共同构成,表明其在东方的贸易总策源地是华北而非江南,最为合适的交通节点城市便是“商务最盛,各国商贾辐辏于此、百货云集”的元大都。近年考古发现显示,在江苏太仓樊村泾存在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元代中晚期瓷器集散地。龙泉窑和景德镇窑瓷器由此经水路可以便捷地运抵大都,与磁州窑类型陶瓷汇合。值得注意的是,在亚速海东端的阿扎克城址,除了磁州窑类型器物外,还发现有江苏窑场生产的酱釉陶四系瓶,这就支持了陆路外销江南瓷器曾由江苏集散的推断。

但是,在元大都汇聚并向外围地区销出的陶瓷并不限于中亚与东欧所见龙泉窑青瓷、景德镇窑青白瓷、卵白瓷、青花瓷和磁州窑类型白地黑花瓷、黑釉瓷。例如,漠北哈拉和林出土的元代陶瓷就更为丰富多彩,除上述类别外,数量较多的是北方窑场钧釉瓷、粗白瓷、红绿彩瓷、绞胎瓷、翠兰釉陶、三彩陶等品类。而内蒙古敖伦苏木德宁路古城、黑城亦集乃路古城及附近遗址,出土情况也与之类似。可见,处于元廷控制范围的内陆城市,北方窑场中低档陶瓷具有较高的比例,而这却是中亚与东欧完全不见的情况。后者即便出现少量磁州窑类型器物,也属罐、瓶一类的储存器而非碗、盘一类的餐具,可能仅是作为运输用具传来,本身并非与龙泉窑、景德镇窑瓷器具有同等性质的高档商品。这样的情况如何解释?恐怕与中亚、东欧地区流行类型多样的釉陶器有关。撒马尔罕、玉龙杰赤、伏尔加河下游、克里米亚等地都是主要的釉陶产地,与之临近的拜占庭、外高加索、伊朗等地釉陶也向北传输。在中国瓷器大量销往中亚、东欧的14世纪中期,金帐汗国境内色彩斑斓的各式单色釉、多彩釉、釉下彩绘陶器与类似观感的中国北方陶瓷形成了竞争互斥关系。

于是,可以得到影响亚欧内陆陶瓷贸易体系构成的两个主要因素:一方面是区域中心城市对于贸易圈范围的控制作用;另一方面是中低端陶瓷器产销竞争对贸易圈内涵的塑造作用。

对亚欧内陆陶瓷贸易形成控制作用的区域中心城市有三座,分别是元大都和察合台汗国都城阿力麻里、金帐汗国都城萨莱。

阿拉伯人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游历金帐汗国的1330年代,正值亚欧内陆贸易繁盛期,他所描述的东欧贸易中心萨莱,“可算是最美丽的城市之一,地势平坦,面积极大,居民众多,街道宽阔,市场繁荣。……城内还住有各种民族的人,有蒙古人,他们是本地人和苏丹贵族,其中一部分人是;还有阿拉苏人,他们是;还有钦察人、吉尔吉斯人、俄罗斯人和罗姆人,他们都是天主教徒。每一个民族聚居在一个地区,区内有各自的市场。伊拉克、埃及和沙姆等地来的侨民和商人居住的地区还筑有围墙,用以保护他们经商的钱财”。以萨莱为基点,在其西南方向的北高加索、克里米亚和黑海北岸地区,有苏达克、卡法、阿扎克、马加尔等城市作为与南欧、北非的贸易中介;在其西北方向的俄罗斯、乌克兰西部地区,有罗斯诸公国与金帐汗国贸易往来。由萨莱向东,中亚两个重要贸易城市是金帐汗国东端的玉龙杰赤和察合台汗国东部的阿力麻里,后者更成为去往元朝贸易的关键枢纽。尽管河中地区的撒马尔罕因其位于中国、印度、西亚、东欧交通十字路口,历来是丝绸之路的关键节点,但在蒙古征服之后、帖木儿兴起之前,它正处于历史的低谷,地位已被阿力麻里所取代。这也是分析这一时期世界体系的论著多有疏忽之处。

阿力麻里作为亚欧内陆陶瓷贸易体系的中间节点,中国北方窑场陶瓷与中亚、东欧釉陶以此为界各向东西分布。以元大都为中心的陶瓷贸易圈西至阿力麻里,在这个贸易圈内,江南窑场生产的高档瓷器通过水路向区域中心城市元大都转运,并与华北窑场中低档陶瓷汇合,销向阿力麻里、黑城、哈拉和林等西北内陆城市。以萨莱为中心的陶瓷贸易圈东至阿力麻里,在这个贸易圈内,以龙泉窑、景德镇窑为主体的中国高档瓷器经阿力麻里而来,花拉子模、伏尔加河下游、克里米亚等地自产釉陶与拜占庭、外高加索、伊朗等地输入釉陶各据产地且跨地域流动,多种陶瓷又一并向罗斯传输。

如果从世界陶瓷贸易体系的整体观察出发,当14世纪早中期亚欧内陆陶瓷贸易的贯通支撑了该体系短时段的完整性时,可以获得怎样的共时性空间结构?如上所述,以阿力麻里为节点,亚欧内陆形成了分别以元朝和金帐汗国辖地为中心的东西两个贸易圈。相应地,亚非海域沿着南中国海、孟加拉湾与阿拉伯海-波斯湾-红海形成了一组三连环核心贸易圈。在其外围,又有东中国海、斯瓦西里海岸及地中海-黑海作为分支贸易圈与之相连。而西端的欧洲内陆,则是当时世界贸易体系内仅有的未被中国陶瓷全面覆盖的地域。这一系列海洋陶瓷贸易圈结构层级怎样,历史变迁如何,问题远较短时段维持的内陆贸易圈复杂,需要今后拓展讨论。目前可以明确的是,与印度洋贸易被季风等自然地理条件制约分解为三连环贸易圈相比,亚欧内陆贸易尽管要跨越元、察合台、金帐三国,但仅以中间节点城市阿力麻里为界构成了东西两环,之间并不存在一个明确的中间圈层。不过,海陆两种贸易体系显然又具有共通之处。无论印度洋的中间环路南印度-斯里兰卡还是亚洲内陆的中间节点阿力麻里,突出的都是作为贸易中转地角色,而非主要市场终端。海陆东西端贸易网络的发达程度远超中间地带,环南中国海与环西印度洋如此,华北与东欧也是如此。海陆两种贸易体系也均将高档瓷器选择为跨贸易圈商品,而中低档陶瓷更多地局限于圈内流通。北方窑场产品面向华北、东北及西北内陆,福建窑场产品面向东南亚及日本,只有龙泉窑、景德镇窑瓷器贯通东西,覆盖整个贸易体系。

至于内陆贸易圈与海洋贸易圈之间的界限何在?问题似乎又回到文章之初对撒马尔罕出土晚唐白瓷传来路线的讨论上去。两者之间在不同时代实际呈现出此消彼长、你进我退之势,但更多地表现为从海洋向内陆的扩张。仅在14世纪早中期这个特殊时段内,亚欧内陆贸易与海洋贸易形成了两组东西串联、南北并行的连环,从而达成了形势上的平衡。海洋陶瓷贸易圈的北界大约就在伊利汗国与察合台汗国相邻的呼罗珊地区及与金帐汗国相邻的外高加索地区。东起南土库曼斯坦、东北伊朗,西至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各地遗址所见这一时期中国陶瓷,大多应是像撒马尔罕晚唐白瓷那样海路舶来再经陆路转运而至。

(本文作者单位为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原文标题为《中亚及东欧地区出土宋元陶瓷研究》,全文原刊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22年6期,澎湃新闻经作者授权转刊时注释未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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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及东欧地区出土宋元陶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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